人才既是优势，更是瓶颈
“中国做软件外包最大的优势是人才，最大的瓶颈也是人才。”记者在对多位软件外包从业高管的采访中得知，“我们有人，每年有几千万大学生，但不等于我们有人才。”刘积仁直指，全球IT服务业快速转移，连印度这样的人才大国也会感到吃紧，面临人才紧缺的困境，尽管印度有特别好特别多的培训机构，并且和中国比，印度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会选择软件业。卢朝霞则认为，以东软为例，最缺乏的是高级项目管理人才，“人是最难管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坐在那儿工作，但你不知道他的效率和想法。”
“面对BPO业务需求最大的欧美市场，人力资源水平是我们最大的挑战。”长年奔走在总部和中国公司之间，卢峰发现，中国学生相比前几年，英语水平的提高让他吃惊，大多数已经能用英语接受面试。“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既懂一门外语，又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应聘者。”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BPO服务必须从一些并不要求熟练英语沟通能力的业务起步，比如数据处理、财务处理、人力资源等业务。显然，在一些高端业务上，SYNNEX的人才成本就很高。“懂管理、懂技术、熟英语，这种人才太难找了。”
人力资源的问题恐怕将会长期困扰中国的BPO企业，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正在不断培养足够多的勤劳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国每年数百万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大部分都是我们不能喝的‘海水’。”卢峰无奈地说道。“现行的教育体制还不能培养出企业需要的大学生，这必然会增加企业的培训成本。”但他也认为，这种状况正在改善，以成都为例，他们正在跟成都多所大学签协议，谋求定制化的人才。
与此同时，卢峰认为中国企业可以从离岸外包中最终训练出一批商务运作人才，提升整个中国企业的运营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在制造业兴起中学会了大规模制造的发展方式，那么将来，我们也完全有可能从外包业务的实践中，逐渐学会全球主流企业商务运作的思维和方式。这是一直试图融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企业的一个最好的学校。”
知识产权保护尚待加强
从企业承接外包的具体操作上，发包商到底关注哪几方面的因素呢？
作为中国本土的第一大软件外包商，东软最有发言权。刘积仁总结，第一是价格，这是对方考量成本的因素；第二是服务提供商财务的可靠性，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常常误以为我为你提供服务，你为什么要了解我的财务情况？但发包商认为，一个财务不可靠的公司提供的服务业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没有好的财务管理，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信誉，在外包的服务能力上就将大打折扣；第三是你在行业里的经验。中国企业更多谈的是我们有多少技术，有多少博士生，但国外发包商更关注的是，你对银行、保险等具体业务流程的了解。
同时刘积仁强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外发包商对华发包的主要顾忌。当客户把他的软件或者服务交给你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托付给你。供应商的安全就是发包商自己的安全。”
SYNNEX也深受来自欧美市场的“外包信息安全”的考量之苦。卢峰称，在他们做外包业务之初主要是从总公司那里承接订单，很少能直接从欧美市场赢取订单。“人家对我们不信任，在日本已经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在中国目前缺乏这类法规，海外客户同我们缔结一项外包合同时，通常要求我们为合同买一份保险。”
企业呼吁组建行业协会
尽管各地政府积极发展软件外包产业，但不管多么优惠的政策，合适的才是好的。博彦科技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IT外包服务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如果是为国外客户提供IT外包服务，其营业额就可以享受软件出口的税收优惠。但如果客户是国内客户，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这样的客户比重越来越多)，由于不涉及出口，则交易不能享受任何税收优惠。尽管近年来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对软件服务企业的优惠和补贴措施，但由于审批复杂，“真正让企业享受到优惠还是有点麻烦。”博彦科技副总裁龚遥滨说，对于一些规模大的企业可以有专人负责申请补贴和优惠，而对一些小型服务企业来说，则无暇顾及。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代表呼吁行业协会代表的出现。印度有个行业协会叫NASSCOM，它是一个以公司形式注册的非盈利协会，印度外包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组织。
Gartner高级副总裁、亚太区和日本研究院士鲍勃·海沃德去年在大连召开的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年会上呼吁：“我们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国家级的进行IT和BPO外包的负责和监管部门，中国还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专门来负责IT外包和信息服务，包括企业流程外包。”
所谓的专门机构，其实就是让政府作为担保人或中间人，帮助中国供应商建立自己的可靠度和信誉。华道公司高级副总裁杨鹏从大连国际外包年会回来的第二天，就向商务部提交了关于建议中国组建类似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机构的文书。但也有企业代表提出疑虑，“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行业组织要提防代表某些个别利益集团，失去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