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这次对话的背景引人注目，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仍在持续，美元不断贬值、国际油价粮价飞涨、全球性通货膨胀已经近在眼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提出了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带来的挑战。而对正处于转型当中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制造的一份子——通信制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遭遇“五条拦路虎”
人民币升值、贷款利率上调、出口退税率下调、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涨价，这五大因素就像五条拦路虎，横在了通信制造业面前。
这使得原有成本比较优势有所弱化，不仅使得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菲律宾、南美等国家或地区，今年以来外商投资大幅下滑，而且使得不少中国企业也逐渐更多地在海外建厂，尤其是在新兴市场，更多地实现“本地化”，以减少成本支出。
据工信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通信设备行业的投资增速出现下降，降幅为1.8%；今年1-4月，通信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增6.8%，远远低于其它电子制造业。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该何去何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经济学家樊纲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采访时说：“我们的企业要有一种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的各种变量，这也是一种竞争力，也是一种能力，你能不能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各种市场变量。”
要更多实现“内转”
中国企业也肩负着社会责任，比如承担社会的就业压力，扩大国内投资、拉动内需等等，应该更多地“内转”。樊纲一再强调，“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去发展制造业，把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内陆地区承接制造业，而不是去批判制造业，而不是把这些制造业向外驱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成都、武汉、西安等内地城市已经逐渐承接起了我国通信制造业，当然，这还有待于政府为中国制造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
从统计数据可见端倪，今年前3个月，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上，中部地区累计完成投资92.3亿元，同比增长75.7%，增速比全行业高5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累计完成投资54.5亿元，同比增长112.1%，增速同比提高28.5个百分点；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分别是湖北、四川、重庆、安徽，增速都超过100%。
而且，国家信息化战略加速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加快；电信业重组落定，网络升级、3G等因素带动下的新一轮电信业投资周期即将到来。这些利好环境的催促下，通信制造企业也面临难得的国内市场机遇。
“创新”是主调
除此之外，中国制造还应该如何解决困局呢？樊纲的答案是“创新”。
对于通信制造业来说，“创新”也是主调。现在这个阶段，就像“鲤鱼跳龙门”，风险和机遇总是并存的，如果跳过去了，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摆脱低价竞争的尴尬，掌握国际市场的主动权，屹立全球。
在这其中，已经有不少通信制造企业正在经历生死存亡时刻，波导、夏新等多家企业遭遇竞争力被逐渐削弱的窘境。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希望。中兴、华为最是代表，他们能够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依然稳健发展，TCL能在危机时刻逆转，这与他们的创新力息息相关，包括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市场创新和战略创新等等。但这些开拓者之后，亟需更多成功的后来者。
相信通信制造业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展现出中国通信制造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