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时期是信息产业发展速度最快、改革力度最大、整体水平实现质的飞跃的时期。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八五”的2%提高到4%，产业总规模跃居工业部门第一位，拉动全国工业增长1.8%，贡献率达到19%。
电子工业改革不断深化，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产业发展呈现最佳态势，业界内外备受鼓舞。这就是“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年)电子工业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印象。
在此期间，电子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3年，提前完成“八五”计划的主要目标，后两年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健康发展的势头。199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470.9亿元，比1990年增长2.65倍，比1994年增长32.7%，5年平均增长29.2%。实现工业增加值448.7亿元，比1994年增长21%。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如1995年实现销售收入1786亿元，实现利税150.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96.8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2.29倍、2.18倍、3.5倍，比1994年增长31.4%、26.1%和49.8%。
电子工业内部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的发展变化较大，成为“八五”期间的一个明显特点。国有经济效益较差，1995年的销售税金及附加、应缴增值税，均为负增长，利润总额仅15.7亿元，比1994年下降21.6%。中外合资企业的销售税金及附加、应缴增值税、利润总额等经济指标，全部大大高于全国电子工业平均水平。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利润总额20.6亿元，为1994年统计数字的46倍；我国港澳台与大陆合资企业的利润总额21.86亿元，增长2.7倍。由此可见，同全国其他产业部门一样，电子工业呈现出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对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一番对比之后发现，国有电子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搞活进而形成新条件下的良性循环机制，势在必行，极为紧迫，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进出口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外资与国际合作发展迅猛。据海关统计，电子产品的进出口额由1990年的88.6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326.8亿美元，5年增长2.69倍，比1994年增长31.4%。其中出口贸易额165.3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3.36倍，比1994年增长40.57%；进口贸易额161.5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2.17倍，比1994年增长23.21%，由1990年贸易逆差13.03亿美元，转变为实现顺差3.76亿美元。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90年消费类电子产品出口比重为68%，投资类和元器件类各占16%；“八五”期间，投资类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如计算机类产品，1991年出口额只有2.3亿美元，1995年达到46.97亿美元，增长19.4倍，占电子产品出口总额的28.4%，初步改变了出口产品结构以消费类、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局面。
1990年，我国电子企业有三资企业1600家，利用外资协议金额2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亿美元；1991年，三资企业2846家，利用外资金额25.02亿美元；1995年，三资企业达到10264家，累计利用外资协议金额9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近70亿美元。合资合作的方式由前些年的“三来一补”转向以与跨国公司合作为主，越来越多地在大项目、大规划、高技术上实现高层次的合作。
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业布局进一步向沿海倾斜。电子工业也在从制造业为主向制造、软件、信息服务诸业并举的信息产业发展。
1995年，全国各行各业从事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的人员约为50万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产值由1991年的17.5亿元提高到12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58.5%。以通信、计算机为主的投资类电子产品发展较快，由1990年占电子工业总产值的14%提高到占26.79%。在1995年电子百强企业中，彩电企业由过去最多时的57家降到27家，而计算机企业则由5家增加到18家。而企业结构的变化则更大些：一是在各类经济成分中，三资企业和股份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有经济增速较缓。如中外合资企业199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6.1%，1995年又比1994年增长59%，而同期国有经济却仅分别增长28.9%和13.2%。二是生产规模向大企业大公司集中，按销售额排序的百强电子企业，企业个数占电子工业企业总数的3.3%，而销售额和利税却分别占全国电子工业销售额和利税总额的69.5%和81.5%。1990年电子百强企业第一名的销售额只有8.64亿元，1995年第一名的销售额达到53.46亿元，10亿元以上的企业就有26家。
由于各地区电子工业发展不平衡，电子工业重心已由内地转向沿海。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电子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的有8个，主要集中在沿海；生产负增长的有5个，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1995年电子工业总产值排在前10名的省市是：广东省539亿元、江苏省362亿元、上海市190亿元、天津市186亿元、浙江省180亿元、四川省150亿元、福建省136亿元、北京市135亿元、山东省123亿元、陕西省103亿元。这10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为2002亿元，占全国电子工业总产值的82.76%。这充分反映了电子工业的集中度和布局的新特点。
到了“八五”计划中期，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发展，电子工业部的职责与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那就是国务院在批复电子工业部“三定方案”中赋予电子工业部的新职能，即推广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组织协调国家重大信息系统工程、发展信息服务业。电子工业部党组以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审时度势，紧紧抓住1993年春天刚刚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信息化浪潮，不失时机地启动了中国信息化建设。正如电子工业部1993年向国务院的报告所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具备了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同时，各行各业的电子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信息化有着迫切的需求，人们在共同呼唤着信息化的到来。因此，加速信息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当今世界，发展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实现信息化，已经成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竞争，进行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
电子工业部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相应的决策。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四个现代化恐怕无一不和电子信息有着紧密的联系，要把信息化提升到战略地位上来，要把信息化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
为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任主席，由24个部、委、总局参加，代表国务院领导国民经济信息化工作，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卡”工程、“金关”工程)和“金税”工程及推进信息化工作从此全面铺开。
“金桥”工程——开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星网络，初步具备了综合业务数字网的多种功能，运行综合信息业务，包括教育、科研、水利等电子信息交流，电视会议系统，信用卡远程(异地)信息交换清算业务，文件排版传输业务，多媒体业务，电子报刊等。
“金卡”工程——首先在12个大城市(上海、北京、青岛、南京、杭州、广州、厦门、海口、沈阳、济南、大连、天津)试点，逐步扩展至全国城乡。上海市率先发行IC卡，如今IC卡已应用在全国各行各业中。
“金关”工程——首先建成出口退税、境外结汇境内收汇、配额许可证管理、进出口统计4个应用系统，在统一单据格式的基础上联网运行。建立E-mail/EDI中心，作为“金关”工程的服务平台，依托“金桥”网将服务能力延伸到全国大中城市，逐步实现了各项业务的电子数据交换。
在上述“三金”工程的带动下，陆续出现“金税”、“金企”、“金智”等一系列推动各个领域信息化发展的工程项目。
“金税”工程——有力地促进了税收管理水平的改善和提高。首先启动的是全国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稽核工程，第一阶段即完成50个中心城市及其附近800个区县级税务单位的工程建设，开发出全套应用软件。防伪识伪税控系统、电子发票申报系统系列产品相继投入使用，建成多个税收计款机生产基地。
“金智”工程——首先建成DDN(数字数据网)专线连接全国8个地区(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武汉、成都、沈阳)网络中心的主干网，并用国际线路与Internet网直接连接。一批接一批的网络资源和应用系统建成并陆续提供网络服务。与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示范工程联网的高等院校遍布全国各地，覆盖了除台湾省、港澳地区和西藏地区以外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成为我国与Internet相连的最大的学术计算机网。
实施“三金”为代表的金系列工程，推进了国民经济信息化，为电子工业开辟了新的市场，特别是促进了计算机和通信产业的发展。电子信息产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八五”计划期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也在信息产业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那就是中国电信史上演的一部华彩乐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对电信业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和管理体制等问题，电话业务求大于供的矛盾日益突击，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直到1991年，我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1.29%，12亿人口的国家却只有1449万部电话机，只相当于日本东京一个城市的装机数量，而当时世界的电话普及率平均水平为15%。1980年，电话申请待装户为16万，至1992年，累积数达到100万户以上。待装时间长达1-2年，电话初装费有的地方高达5000元-6000元，为美国纽约的30多倍。与此同时，我国铁路、电力、军用通信等几个专用电信网的通信能力之和已超过民用电信的唯一网络——中国电信，前者稍加改造，即可在保证专用部门业务的同时，有至少1/4的容量可转为民用通信。但是由于民用通信的垄断经营，专用网一直被排斥于民用通信的大门之外，使同属国家通信的宝贵资源长期闲置，不能发挥效益。于是在业界和科技学术界两个层面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激烈的讨论争辩，专家们普遍认识到，是垄断造成了通信资源的浪费；垄断扼杀了电信业务的有序竞争，制约了行业的快速发展；垄断造成电信服务质量低下，价格居高不下，进而加剧了国内电信产业的供求矛盾。因此，打破电信行业的长期垄断经营，对内开放电信运营业务，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电信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此为基础，1993年9月16日，机械电子工业部、电力工业部、铁道部《关于申请建立中国联合电信公司的报告》正式上报国务院。同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成立，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祝贺勉励。这是中国电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电信产业的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历史老人为我国电信产业的改革合掌称道。至2007年12月31日，我国的电话用户已达9.12734亿户，其中手机用户5.47286亿户，普及率为41.6%；固定电话用户3.65448亿户，普及率为27.8%。尤为令人振奋的是我国电信基干网络经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晚数据、视频、话务量超大负荷的考验，万无一失，可喜可贺。
秉承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大势和迎接新世纪即将到来的热情，电子信息产业开始谱写“九五”计划(1996-2000年)新篇章。这一时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生产力水平迈上新台阶的时期，也是信息产业发展速度最快、改革力度最大、整体水平实现质的飞跃的时期。5年间，面对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不断前进，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八五”的2%提高到4%，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74亿元，销售收入、利税平均增长25%和22%，发展速度是同期GDP的3倍，产业总规模跃居工业部门第一位，拉动全国工业增长1.8%，贡献率达到19%。彩电、程控交换机、音响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科研开发取得丰硕成果，高性能计算机和并行处理技术、64位中文操作系统、32位数字信息处理器等科研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中文信息处理、导航定位、遥控遥测等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程控交换、移动通信、光通信等领域取得群体突破，32×2.5G密集波分复用技术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我国提出的TD-SCDMA被国际电联确认为第3代移动通信标准提案之一，国产信息技术装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广泛应用。信息与网络服务业蓬勃发展，信息化建设向全方位、多领域快速推进。骨干网速率提高16倍，带宽增加100多倍，上网速度明显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和应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内网中文站点达到26.5万个，互联网主页达到50万页，开发数据库3000多个。全国计算机社会拥有量达3000万台，互联网用户达2500万户。全国各行各业组建的全国性计算机信息系统已达到112个。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及电子政务等新的应用开始起步，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取得积极成果。计算机“2000年问题”圆满解决。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和家庭上网工程进展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信息化建设。
“九五”期间计算机产业的突飞猛进和软件市场的供需两旺，引起业界更多关注，燃起业界更大期盼。从1995年到2000年，计算机产业的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利润均保持了27%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国内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2000年，全国计算机产业的总产值达到2800亿元，比1995年增长4.5倍。产业结构已从过去单纯的硬件制造业发展到硬件、软件、系统集成、信息服务等完整的产业结构。许多产品已形成相当的经济规模，我国已成为显示器、打印机、硬盘、板卡、光驱、软盘、机箱、鼠标、电源、磁头、键盘、音箱等产品的制造大国。国内PC生产总量达到2600万台，其中国内品牌PC生产达到860万台(1995年为75万台)，国内市场销量为715万台(1995年为115万台)，国产PC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26%。
计算机企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资源分配日趋市场化，产业集中度迅速提高，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大企业崭露头角，出现了年产微机165万台、销售额超过200亿元的联想集团(1999年数据)；年产微机83万台、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北大方正集团(2000年数据)；年产微机70万台、销售总额超过120亿元的长城集团(1999年数据)等产业中坚。一些传统的家电企业依靠自己的资金和品牌优势，挥师计算机领域，迅速建立了海尔、海信、TCL等新的微机品牌，而且形成了我国计算机产业结构上的大、中、小3个企业层次，初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3个计算机工业圈和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西安等计算机工业基地。IBM、HP、Compaq、Dell、Acer等国际著名厂商在我国均设有生产厂。在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方面，国防科技大学、江南计算机研究所、清华大学、曙光集团已具备较强实力，曾先后开发出银河系列巨型机、曙光系列并行计算机、扬威型高速计算机等超级计算机，使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个能开发、研制高速计算机的国家。
上述这些新的态势及其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软件产业和软件市场持续稳步增长，几年来保持着30%以上的发展速度，2000年软件销售总额为560亿元，其中国内软件产品销售额238亿元，软件服务322亿元，软件出口额4亿美元，分别比1999年增长30.8%、34.7%、57.1%。2000年的中国软件产业呈现如下特点：“软件就是服务”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Linux以其低廉的价格和内核源代码日益受到厂商和用户的青睐，软件企业纷纷向互联网靠拢以实现产品网络化，网络安全软件发展迅速，财务及管理软件市场需求增加，行业应用软件成为大型软件企业的开发热点等等。在市场的推动下，从事软件开发、研制、销售、维护和服务的软件企业超过万家，从业人员16万人，其中软件技术人员约12万人。这时的我国软件产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群体，1000人以上的企业仅有北大方正和中软总公司等少数几家，集体、私营、中外合资企业占60%以上。至2000年底，由政府出资兴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软件产业园区已达15个。当然，我们清晰地看到，我国的软件产业在整个计算机市场中的比重不足1/3，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系统软件市场几乎被美国产品所独占，我国软件企业仅在中文平台软件方面占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