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看来，地震对成都市IT基础设施的影响，主要在哪里?
刘勇：从IT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5.12”地震对通讯基础设施的影响比较大，不仅造成了部分灾区通信基础设施的严重损毁，而且导致了成都全市通信的一度瘫痪。
特别是公众通信中的移动通信，在灾区铺设的很多移动基站损毁、倒塌比较严重，中国移动4700多个基站，当时损毁了2300多个。可用的基站少了一半，话务量却比平常递增了300倍，使得没有倒塌的基站不堪重负，出现了话务拥堵，全网出现了瘫痪状态。
当时情况相对好一点的是小灵通和移动通信中的C网，实际上固定电话通信也没有中断，主要是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在屋子外面，房间中几乎没有人，所以虽然电话是通的，却找不到人。与公众通信相比，数据网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成都地区)地震损失比较大的都江堰、彭州和崇州并没有大的信息枢纽基础设施，虽然在震区有一些信息服务站等终端遭到破坏，全市的互联网通信依然是畅通的。
地震之后对通信恢复的普遍关注，也从侧面反映了IT对于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要性，能否总结一下信息办在灾后的主要工作?
刘勇：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从数据网的角度来看，当时通信瘫痪，我们依靠数据网发布了很多信息，也从互联网上搜集了各地很多信息，为救灾提供信息参考。同时，地震之后很多人与亲友离散，电话不通，无法寻找。我们开通了亲情网，让灾民可以通过网络寻亲，这个网在灾后寻人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很快在成都的50多个灾民安置点实现了电话、网络和电视三通。并针对灾民和救灾物资的管理，开发了相应的软件系统，协助相关部门的工作。
第二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协调相关电信运营商，及时恢复公众通信，包括电信、网络、移动、联通。通信的恢复，对后来灾民安置、信息传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大家的体会也比较深，就不用多讲了。第三，就是在紧急状态下，我们从13日晚上紧急部署了应急通信保障系统，包括800M数字集群、150M和450M的常规无线电通讯系统。在成都灾情最严重的都江堰、彭州和崇州，都及时进行了部署。在当时的现场救援，绝大多数应急通讯调度指挥都是依靠这套系统保障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起到了生命线的作用。
你刚才提到灾民和物资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是重新开发的吗?
刘勇：这套系统是在5月20日左右开发完成的，并不是重头开发的，否则不可能速度这么快。此前，民政部门有一套灾民和物资管理的技术平台原型，他们一直在用，我们是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定制开发和调整。
地震之后，灾民的安置总体上比较乱，(灾民)有的在这个点，有的在那个点，甚至有的灾民在不同的安置点之间走来走去，很难对灾民实施有效管理。有了灾民管理系统，可以准确知道每个安置点灾民的数量，每个灾民所在的安置点和灾民的个人信息也都可以随时掌握，有利于后续的灾民管理和安置。物资管理也是如此，地震前期，对捐赠物资的管理非常混乱，实际上管理起来也很困难，因为很多救灾物资都是志愿者拉过去，就直接发放了。虽然有些会和政府部门联系，但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政府部门也只能告诉志愿者拉到什么地方发放，很难对这些物资进行统一接收、统一登记和统一分发。所以在一个多星期之后，救灾的工作稍微从容一些了，我们才开发了这套系统，对物资进行详细登记、统一调配，通过系统也可以查询哪个安置点急需哪些物资，有利于救灾物资的合理优化配置。
IT基础设施的灾后恢复重建，成都市目前有哪些规划?
刘勇：在信息化这块，我们在5月17日紧急启动了三大应急工程的建设，并且这些工程在今年年底之前都要完成。
第一是公众通信系统的应急保障，这里面又主要包括三块内容，一是公众通信系统的抗毁能力和自愈能力建设，地震之后余震不断，我们不能立刻将倒掉的公众通信系统铁塔重新搭起来，等着下次余震再倒掉，因此我们给电信运营商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总结地震教训的基础上，要加强通信设施的抗毁能力和自愈能力。二是电信运营商在面临峰值话务量时的适应能力，地震之后话务量激增，造成通信堵塞进而瘫痪，相关运营商要注重这个问题的解决。三是电信运营商的机动能力，现场救援的时候，有大量的通信保障机动车，但是这些机动车大部分都是各个运营商从外地调配过来的，这些车从外地开到成都需要时间，如果我们自己有机动能力，现场就可以立刻投入使用。
第二个应急工程是城市应急通讯保障指挥系统。政府的应急指挥保障体系有四个方面组成，包括无线城市、三网融合、常规无线通讯系统和800M数字集群调度系统，我们要把这四个部分融合起来，推进城市应急通讯保障指挥系统的建设。
第三个大的工程，就是我们的数据存储和数据灾备应急工程。这是我们今年原定的工作计划，只是我们在灾后加快了工程的推进。
除了这三大应急工程的建设，我们还部署了成都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七个大工程，包括骨干传输系统、交换系统、数据资源系统、数据存储系统、数据目录系统、安全认证系统和国家通信枢纽的建设工程。
国家通信枢纽的建设工程也是我们年初就制定的工作重点之一，工业与信息化部考虑在成都建设整个西部地区天地一体的通信保障体系，这实际上和我们的通信枢纽建设是一致的。我们计划通过实施三大工程、打造八大中心、建设三大基地，加快建设成都通信枢纽，提升成都通信枢纽承载能力和信息集散层位。三大工程包括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工程、“无线城市”工程和“三网”融合工程;八大中心包括互联网区域交换中心、国家级数据存储中心、国家级互联网域名解析中心、国家级基础数据资源中心、国家级信息评测中心、国家级数字媒体发行中心、国家级高性能计算中心和国家级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大基地包括国家级信息容灾备份基地、国家级信息后援支持基地、国家级IT服务基地。
这是否意味着信息办今年的工作重点，会发生变化?
刘勇：我们信息办的主要工作就是信息化推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产业发展和无线电事业管理。对我们来说，地震之后我们仅仅是把部分原定的工作重点更加突出了，并不能说工作重点发生了改变。
地震之后，我们主要任务是救援现场的通信调度、通信保障和系统建设，每一项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只不过可能原来是在整个成都市的范围全盘去做，地震之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灾区。
比如灾后三大应急工程中的应急通信保障，这是地震之前就提出并一直在推进实施的，地震之后我们加速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灾备系统的建设也是如此，灾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工作，灾后更是将这项工作的优先级调到很多工作的前面，加速推进这项工作的完成。再比如，我们今年原本的工作重点，有一项是农村信息服务点的建设，地震之后我们把农村信息服务点的建设调到了灾民安置点，原本要建设700个的数量没有减少，甚至要增加。所以，地震对我们的业务影响并不大，只是阶段性的工作重点有所调整。
